中新社呼和浩特5月3日电 题:百年红山文化如何实现中外互鉴?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 中新社记者 李爱平 红山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中极为重要的一支,在中国考古学史和史前考古学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站在红山文化百年研究的节点,当前的红山文化如何实现中外互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世界考古研究室主任贾笑冰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专访,分享观点。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红山文化研究的一百年间,中外考古学家有哪些可圈可点的故事? 贾笑冰:红山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是几代考古学者不懈努力的结果,参加过红山文化发掘并给予指导的先生很多,有几位必须提到的重要人物,在红山文化的发现、命名以及被确认为“中国文化的直根系”研究历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瑞典学者安特生是发掘红山文化遗址的第一人。 1921年,他在今辽宁省葫芦岛市发掘了沙锅屯洞穴遗址,不仅包括红山文化的遗存,也让我们看到一百多年前清晰的发掘层位和测绘水准。 1930年,考古学家梁思永在内蒙古赤峰的调查发现,是红山文化命名最直接的契机,并将北方地区纳入中国考古学的研究视野。 后来,在梁思永建议下,尹达于1954年首次正式提出“红山文化”的命名。 而让红山文化为世人所熟知,当是考古学家苏秉琦对北方考古学文化,特别是红山文化预见性的认识。 “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苏秉琦将红山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起来,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实证。 如今人们对红山文化的认知,仍在苏秉琦所确立的框架下,如他提出“古文化上的辽西区”,将河北张家口地区也涵盖在内,如今已被考古发现所证实。 也是在他的指导下,确定了将建平—凌源—喀左的核心区域作为考古工作重点,有了牛河梁遗址的发现。 此外,孙守道和郭大顺在牛河梁遗址的考古、研究,奠定了目前红山文化核心研究成果的基础。 红山文化得到世人关注,来自于牛河梁遗址的发现,它为中华文明找到了一条“根”,同时反过来又推动了红山文化研究。